炒股加杠杆有什么区别 梁实秋:周作人的学生,与鲁迅纠缠对骂8年,晚年评价鲁迅偏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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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布日期:2024-07-04 03:12    点击次数:6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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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偏激”二字,是梁实秋对鲁迅最终的评价。

他说鲁迅偏激,不仅体现在鲁迅先生的诸多作品中,亦是在鲁迅于他的诸多信件中,也是有着十分明显的体现。

鲁迅与梁实秋结识于1917年。

当时,梁实秋是清华学校的学生,鲁迅则是在一直为着《新青年》的发展而不懈地努力着。

梁实秋1903年生人,1915年他便考入了清华学校,虽说当时他才15岁,但这与他严谨的求学态度脱不了干系。

所以在入学后不久,他就因成绩优异获得了班中众人的喜欢,同样也得到了自己老师的青睐。

梁实秋的老师叫周作人,如果不太了解的话,那么他还有另外一重特别的身份:鲁迅的胞弟。

于是,通过鲁迅的关系,周作人在从日本毕业后不久,便举家搬离了绍兴城中的老宅,来到了北平居住。

他们兄弟二人居住的地方叫八道湾,为了可以保证一家人的生活,鲁迅特意买了一栋三进的大院子。

他自己住在前房,中院与后堂分别留给自己母亲与周作人等人。

就这样,但凡是有人想要来到周宅寻找周作人,必定会与鲁迅有些许的交集。

所幸鲁迅对此毫不在意,加之因由兄弟三人(鲁迅三弟叫做周建人)都从事文学,故一般来寻找他们的,往往都是学校之中的学生。

而这,恰好是鲁迅所喜欢的:只要自身经济稍有富足,鲁迅便会援助文学新人。

在前院的日子,鲁迅生活得还算惬意。

有一天,当梁实秋来到八道湾寻周作人前往清华讲课的时候,鲁迅正在家中坐着与二三好友聊天。

他们二人在经过简单的交谈之后,鲁迅便向其指向了周作人的住所,而梁实秋亦是答谢离去。

此时,鲁迅与梁实秋皆不知,这次的交谈,将会是二人一生中最为平和的交谈。

自梁实秋将周作人请回学校之后,而后不久他便从学校中毕业,前往美国留学。

1926年,梁实秋求学归来,前往了南京国立东南大学任教。

亦是在南京期间的经历,让他结识了诸如胡适、徐志摩等人。

同一时期,他在徐志摩的邀请下加入了新月社。

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一个文学团体,新月社创立之初,仅仅是想要探索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。

但后来,随着政治时局的发展,加之各类思想的引导,它表现出了强烈的右翼资产阶级政治倾向。

而在此时,梁实秋加入到新月社,则是意味着他走上了与鲁迅截然不同的道路。

在加入新月社之初,由于梁实秋是刚从国外求学归来,所以并没有很大的知名度,他亦自谦“附骥之尾”。

但后来,因由新月社搬迁至上海,加之随着《新月》的初建,新月社瞬间急需大量的人手。

而从梁实秋凭借着自美国毕业的资质,成为了胡适等人所看好的对象。

于是,梁实秋成为了新月社的主要社员之一,亦是成为了《新月》的主要撰稿人。

但当时他却不知道,胡适由于一篇《多研究些问题,少谈些“主义”!》的文章,成为了鲁迅讨伐的对象。

而留学英美的众人,亦是因由胡适的影响,在诸多的文学期刊之上,与鲁迅展开了“对战”。

梁实秋与鲁迅的论战始于一篇文章。

1929年9月,梁实秋将一篇名为《论鲁迅先生的“硬译”》的文章发表于《新月》之上。

在文章之中,梁实秋专门就鲁迅翻译的诸多外国作品,宣说他是“硬译”、“死译”,甚至其中还有诸多语法不通的地方。

鲁迅因年少之时家道中落,不得不舍弃了原有的良好教育,转而前往学费较低的新式学堂学习。

即便是后来他前往了日本,也是先学习了一段时间的医术,才开始转战文学。

而在文学领域中,鲁迅所学习的德语、俄语皆是在日常的文艺译著工作自行修习的。

鲁迅自知外国语不如别人深厚,但他却是受不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辈这么骂自己。

于是,鲁迅在见到那篇文章之后,便开始在《萌芽》上发文回击。

《萌芽》是“左联”建立以后的机关刊物之一,不论是鲁迅,还是左联的诸多作家,都对其有着极深的厚望。

而亦是因此,它成为了梁实秋等宣传自由文学之人的“眼中刺”。

当梁实秋见到鲁迅反驳自己的文章之后,便直接写了一篇名为《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》的文章,将其发表于《新月》之上。

鲁迅见之,亦是无法忍受梁实秋的所作所为,直接就这他的文章,写了一篇“回信”,发表于《萌芽》之上。

其实在二人“对战”初期,因由鲁迅比梁实秋大了近20岁之龄,所以他不论是在表达方式,还是论述话题之中,都给梁实秋留了较大的余地。

但梁实秋却是深受自己的美国老师白璧德影响,文章之中流露出了极其明显的“精神主义”。

而这,恰好与鲁迅所追捧的普罗列塔利亚(无产阶级文化)大相径庭。

所以,梁实秋抨击鲁迅的诸多文章之中,有时还会将普罗带入到二人的议题之中。

“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!”梁实秋在文章之中如这般写道。

鲁迅看到他所发表的文章之时,正欲从政治阶级的角度谴责他的话语,但突然却又是看到了另外一篇谴责梁实秋的文章。

写文章的人叫做冯乃超,同时,他还是左翼文学的一位理论家。

当他见到梁实秋发表的文章之后,虽说多日以来他一直处于观战的状态,但对无产阶级的侮辱是他受不了的。

遂在现代书局出版的《拓荒者》杂志上,对于梁实秋的观点,他与之进行了严肃的辩论。

“无产阶级从其斗争中已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存在,更意识其历史的使命。然而,梁实秋却来说教……对于这样的说教人,我们要送‘资本家的走狗’这样的称号的。”

虽说当时,苏联革命已经成功,但中国的革命却是处于正在发展的状态。

冯乃超所说的理论固然在理,但却因为缺少实践的证明,所以只能说“资本家的走狗”只能让他图一时的口舌之快,仅此而已。

而梁实秋也仿佛发现了这个漏洞,专门针对于此,发表了一篇《“资本家的走狗”》予以回复。

他先是根据冯乃超所引恩格斯的定义,同样将自己标榜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。

而后,根据“走狗”的定义,他更是说道:“《拓荒者》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…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。”

梁实秋不承认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,甚至觉得自己应当属于无产阶级。

他从逻辑上战胜了冯乃超的理论,也在与鲁迅的这场论战之上占据了上风。

鲁迅见到《新月》上梁实秋的文章后,不由得说道:“有趣!还没有怎样打中了他的命脉,就这么叫了起来。可见是一只没有什么用的走狗。”

而后,他便是根据梁实秋的文章,做了一篇《“丧家的”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》,将论战的主战场再次拉回了二人之间。

这次,鲁迅收回了冷静与对梁实秋的无限纵容,在文章之中,他对梁实秋的自我辩护置之不理,单从“走狗”一事辛辣挖苦梁实秋。

“凡走狗,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,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…即使无人豢养,饿得精瘦,变成野狗了,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,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。”

在鲁迅看来梁实秋既然不知“他的主人”是谁,不就是一只丧家之犬吗?

加之用上“乏”字,其中最为深刻的意思,便是劝诫梁实秋做事要注意分寸,他所写的文章已然超脱了文学领域,进入到了政治范畴之中。

若是再把南京政府给引了进来,那么不论是谁,都没有好下场。

而梁实秋,在见到鲁迅的文章之后,仿佛也是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一般,对于“走狗”一事,他再也没有提及。

但是他也没有因此向鲁迅认输:“鲁迅是怎样一个人呢?他自称,我没有什么话要说,也没有什么事要做,无非呐喊几声,给人们添点热闹。譬如一头疲牛,明知不堪大用,但废物利用又何妨呢?”

梁实秋在文章之中,将鲁迅比作一只“乏牛”,殊不知,这正是先生的真实写照。

他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30年。

当时,随着“左联”的新建,不论是文学之中,还是社会之上,所有的事情都亟需鲁迅才能正常地发展下去。

而在鲁迅的家中,亦是随着周海婴的出生,加之北平与上海家庭的双重压力,鲁迅先生真的成为了一只需要休息的“乏牛”。

可现实却是,当时的环境并不允许先生就此停笔,亦不允许先生就此归隐。

所以对于梁实秋的文章,鲁迅只能与之继续“对骂”下去。

但是没过多久,鲁迅却是突然打消了与梁实秋“作战”的念头。

他突然之间想到,自己早已在文学领域打拼出来一番成绩,而梁实秋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。

甚至在写《论鲁迅先生的“硬译”》之前,他连一篇像样的文章都没有发表过。

但是后来,皆是由于自己对他的回复,赫然之间让他成为了文学新秀。

于是,对于梁实秋的诸多论战,鲁迅最终选择了“毫不在意”的解决方式。

即便是有时,梁实秋对鲁迅先生有了人身攻击(讥讽鲁迅常年吸烟,牙齿已经发黄),鲁迅还是对其选择了置之不理。

直至后来,梁实秋也自道无趣,减少了对鲁迅的攻击。

时间来到1936年,彼时鲁迅先生已病入膏肓。

由于当时新月社已解散,加上《新月》停刊,梁实秋已消失在先生的眼里。

但当他见到梁实秋于报纸上的文章之时,瞬间想起了这个“纠缠”自己近8年的“敌人”。

他便写了一篇对人性思考的文章,虽说其中皆是自己的感悟,但更多的却是对梁实秋与精神贵族化倾向的探讨。

当梁实秋见到这篇文章时,不由得将报刊珍藏起来,甚至其中的一些字词,他还会小心地划上圆圈标记。

可是没多久,他却是收到了先生逝世的消息。

于是,梁实秋便再次写了一篇专门针对鲁迅先生的文章。

但与以往不同,这篇文章之中,他所写的言语,皆是对先生理性的分析。

其中没有一丝想要诋毁先生的语言炒股加杠杆有什么区别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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